日军把340名八路军当成活靶子，一名八路军突然推开日军跳入深沟逃生！
1942年3月，华北司令部刚换了岗村宁次，太原城外却比上一年更寂静。连日军巡逻兵都能感觉到百团大战留下的阴影：铁路线被不断破坏，碉堡一夜之间“失踪”，补给车队被截得七零八落。军参谋会上，岗村抖开地图皱着眉头，他要一套“立竿见影”的压制办法。于是，一份由少将津田守弥签发的新训令被送往太原工程队战俘营——借活人练刺刀。
那处战俘营原是座煤矿改建，十几排茅屋挤在洼地，外围双层铁丝网，内外各设哨兵。每天点名后，活下来的战俘要抬出前一晚冻死或病死的同伴，再排队领稀得能照见影子的米汤。赵培宪就在其中，他本是临潼农家子，1937年入红军时才二十出头，给朱德抄写过命令，也跑过前线情报。百团大战后，他随野战政治部下到晋东南筹建交通站，途中被便衣日军截获，押到这里。
津田的“新兵实战课”在4月启用。340名八路军战士被抽出，分十行捆在木桩上，绑绳只在锁骨与膝下两道。住冈义一带着百余名刚领刺刀的新兵走来，他挥手示意翻译吼道：“刺中胸口，加压旋转！”操场瞬时充满闷哼。午后太阳正毒，血味混着煤渣尘土漂过围栏，连隔壁马厩的牲口都躁动不安。
“你们的命，只值一把刺刀！”住冈试图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嘲弄。
赵培宪咬牙扭头，对紧挨着的老董嘟囔：“别闭眼，记住他们的步伐。”
老董声音发颤：“你真打算动手？”
“总要有人先试。”赵培宪眯起眼。
一个新兵举刀犹豫，赵培宪忽地猛撞木桩，整排木桩晃动，那兵一怔，本能后退。就在这瞬间，赵培宪硬生生拧断麻绳，肩膀血肉翻出，却顺势推开那兵，朝场边土沟撩身跃下。
沟底不过一人深，却对突如其来的混乱十分管用。现场尘土飞扬，日军小队先乱作一团，随后枪声、哨声此起彼伏。赵培宪缩在沟壁死角，心口似要炸裂，他借战俘带入的缝补针头挑断手腕剩余绳子，撕开裤脚布条箍住臂膀，抹去血迹。十几分钟后，守卫已分散搜索，他贴着排水渠往石灰窑方向匍匐，凭过往在晋中联络站踩点的记忆，摸出营区东南那段铁丝旧网。黄昏风大，他用断木楔撬开底端锈点，一滚而出。
太原郊野丘陵起伏，他翻过两条灌木带才敢直起腰。夜色里，远方炮楼探照灯划过山坡，他趁光线死角抢进栗树林。次日拂晓，一户农家发现窗下躺着的人影，衣衫血污，面色铁青。主人姓刘，是当地交通员，见布鞋里还夹着写有军号的纸片，立刻将人背进苫草棚，又找来盐水和烂红薯皮敷伤口。赵培宪昏睡三昼夜，醒来第一句话竟是：“笔呢？给我笔，我得把事情记下来。”
他在山洞静养半月，靠羊皮纸记录刺杀现场的每条细节：参与官佐姓名、刺杀口令、战俘伤亡数字、木桩分布。他说服老刘冒险送情报至八路军129师总部。罗瑞卿看完笔记，眉头紧锁：“活靶训练比‘三光’更恶毒，这材料得保住。”随后，一个小分队夜袭战俘营，掩护剩余被捆战士突围。训练计划因此被迫中止，津田守弥挪去了平型关修道路，住冈义一在数月后的遭遇战里失踪。
抗战胜利后，赵培宪调至云南军区，负责边境剿匪。他穿行怒江峡谷的次数，比当年给朱德抄写命令还多。1953年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增设附加庭审理华北战俘案，他作为关键证人被请到会场。昔日那些命令“刺中胸口”的军官，如今西装笔挺站在被告席，仍嘴硬宣称“不记得此事”。赵培宪摊开那本发黄的羊皮纸，指着“住冈义一”三行字冷声说道：“位置第三排，刺杀口令由他喊，这个细节我永远不会忘。”
经过十天取证，津田守弥被判处终身监禁，另外三名直接指挥官被判死刑。庭审笔录里，对赵培宪的身份只押注一句：“证言清晰，细节与其他证人一致。”外人不知道，那份“清晰”，是他在土沟底用血换来的。庭审结束当晚，他独自站在东京湾码头，看潮水褪去，鞋底被盐渍打出白痕。他没有抒怀，也无心观景，只把泛黄的羊皮纸重新包好，塞进帆布袋，随后登船，回到南方的雨季与简陋军营。
人们后来提起他，总爱说“那是谁谁手下的文书”“唯一活着跑回来的战俘”。可赵培宪常摆摆手：“别抬我，能活只是运气，一松手就掉沟里，我只是记得该做什么。”话音轻，却胜过战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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